我国邮票中多次表现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著作的情形。毛著分毛选和红宝书两类。毛著泛指毛泽东所有的作品，毛选特指毛泽东亲自审定过的毛选四卷，红宝书指林彪为篡党夺权而令人断章取义摘编的《毛主席语录》。
研究邮票中表现毛主席著作的手法，很有意思。设计者在种种戒律限制下，在有限的方寸之地，尽可能地避免雷同并力图创新，是难能可贵的探索。这些邮票涉及的毛著版本有1960版、1966年版、合订本和单行本。
一、毛著
1、棕黄色封面的1960年版。毛主席的好战士刘英俊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典范，纪123邮票共6枚，其中4枚分别表现他学习、贯彻、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形象。第2枚票，刘英俊双手高举着一本带有毛泽东浮雕头像棕黄底色的《毛选》，它多半是1960年版的（1966年3月人民出版社的毛选四卷合订本，是烫金字的深棕色封面），此种版本，还出现在纪118-2的一位知青左手上。
2、大红色封面的文革版。1968年的“文5”-1，一大群文艺工作者手持“小红书”，前面走的“杨子荣”，双手所捧的宝书，是大红色毛选，显见是文革版。到了1968年12月26日的“文15”，工农兵三人合举一本书，也是大红色毛选。似乎开本过大，像是个8开本的，但文革期间并没有这种大开本的毛选，设计者是在合理地艺术夸张。而T18-2“革命理论指航向”票上，桌头桌尾各摆放一套红皮的毛选四卷，桌上除了每人一本摊开的毛选，还有一本《红旗》杂志，墙上则是毛主席语录“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暗示那位站起来念毛主席语录的人是一位作为领导高校的老工人（工宣队员）。这枚邮票，画面上6人一人一本毛选，加上桌上的8本，共有14本毛选，还要在墙上画一条语录，设计者真是为了突出毛泽东思想费尽了心机，堪称世界邮票上出现一个人著作最多的邮票，或者是中国邮票中出现毛著最多的单枚邮票。这套邮票，名为“工农兵上大学”，记述1976年高校面向工农兵招生的事。1968年8月25日新华社转发《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的文痞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宣队进驻大学并领导大学。那本桌上的《红旗》杂志显见是1968年第二期。一枚邮票，包括如此丰富的文革历史内涵，真值得认真研究与反思。
3、白底红字的文革普及本。雷锋是有名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J.26-3表现他在汽车驾驶室学习毛选的情景，这种版本的毛选为常见的文革普及本。特74-1表现海陆空解放军战士手捧《毛泽东选集》，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的坚强信念。
4、白底红字的文革单行本。这是一篇文章一个小册子的毛选，几分钱一本，印量巨大。特74-2，两位战士在学毛选，是一本单行本。T4-2大庆工人在篝火旁学习的毛选，显然是单行本《矛盾论》或《实践论》；T5-1，一位年轻农民拿的书，显然是单行本《愚公移山》。文3-2，一位文艺工作者右手举着一本单行本毛选，显见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编年票1992-5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50周年，用一本翻开的书页含蓄地表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历史文献。文2-4，各族人民都拿着毛著，有棕黄底色的《毛选》，也有白底红字的单行本。
在J14“台湾二•二八起义30周年”第一枚票上，人们惊奇地看到中心主图竟是一本毛选单行本《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系毛泽东1947年2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原载四卷本的《毛选》1209-1216页，共有12条指示，主要是作军事形势分析，下达歼灭国民党军队和巩固根据地的具体措施。这是一个原版本，不得而知，为何选用其为邮票主图，也是个谜。 表现毛泽东在著作，有两枚邮票。一是文7。照片上毛泽东在书写诗词，一是纪115-1，原画是一幅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写《论持久战》的油画，作者为何孔德、彦涵。
二、“红宝书”
本世纪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图书不是《圣经》，而是中国的《毛主席语录》。“文革”头几年国内外就出版了用50多种文字印成的500多种版本，总印数为50余亿册。在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口，男女老幼人均1.5册有余，被国际上公认为：“是二十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
“文革”时期的“红宝书”，最初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将《解放军报》刊登的毛主席语录，加以整理、补充、选编成册，于1964年出版的。1966年12月，林彪专门为“红宝书”题写了“再版前言”后，“红宝书”的出版发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
“红宝书”的出版和编印，内容上没有统一的要求，也没有数量的控制，全国遍地开花，各组织、各单位都可以订制、编印和翻印。据统计，仅1967年全国就正式出版编印了3.5亿册。“红宝书”的式样，多为红色塑料皮封面。以10.7厘米×7厘米为流行本，也有少量装帧精美、印制质量高超的“珍藏本”和缩印本。
“红宝书”常见的名称有：《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最新指示》、《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毛主席诗词》、《毛主席的五篇著作》等，《全国山河一片红》及《林副主席语录》较为少见。“红宝书”的印刷质量、装帧和用纸方面是精益求精的。一本上千页纸、数十万字的本子，几乎找不到错漏之处。在“文革”期间，有个印刷厂的革命委员会做出规定：印刷工人在印制语录本时，错漏1字要挨批，错漏2字要挨斗，错漏3字要开除。“红宝书”塑料皮封面的装饰更是精彩纷呈，有烫金镀银的，有加彩刻画的，多种多样，美不胜收，其精美的装帧艺术令人赏心悦目。
文革头几年，凡是邮寄毛泽东选集和语录，一律不收邮资，还要作挂号件。不少邮局，经常大包小包堆满“红宝书”，包封上写着“内有‘最高指示’，快发快运。”或者“最高指示，快递专送。”这些“附带品”，连同语录一起收藏，既是邮政史上绝无仅有的实物，更显出历史的沉着和悲哀。
毛著邮票中，如文2-4、文5-1、普无号-3、4、5，文17-1，文17-1，文18-2。“一片红”编号票18-20三连张等，表现形式均为群众手捧“红宝书”的模特式动作，远不及学毛选的邮票丰富活泼。
文6“毛主席和世界人民”两枚邮票上，众多的各种不同肤色的外国人，居然人人都手拿“红宝书”，第一枚票是众人持红书欢呼，第二枚票是一些外国人围着毛泽东，请他在“红宝书”上签名。这种有“输出革命之嫌”的在文革中不可能发生的事，但设计者居然虚构出来，也得到主管者批准。不过，找国家元首签名这种西方国家时髦的事，能在30多年前的中国邮票上实现，设计者的思想也够前卫和开放的了。
若非亲身经历过文革“学毛选”、“背语录”的人，对我国文革邮票中多种形式表现的毛著如此丰富的信息，难以有深刻的体会。回顾过去，感到荒唐可笑亦可悲。
作者： 吴荣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