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抗日战争开始，其后物价渐涨，法币则逐渐贬值。邮资的调整，虽远远跟不上物价的变化，但到1948年7月，11年间，邮资（信函）还是调整了11次，平均每年一次。就物价而论，若以抗战初为1，则到了1948年8月已增至260万，即物价上张了260万倍，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宣布法币作废，改以金本位之金圆券代替。故当时政府决定以金圆一元，兑换法币300万（接近并略高于物价涨幅），而邮资从0.05涨到15000元仅为30万倍，是物价涨幅的十分之一。
邮政从1948年11月19日正式使用金圆邮资，同时发布编号为85号的金圆邮资表。金圆券甫一使用，政府规定，金银币可在市场公开兑换。此时正值内战期间，政府军连吃败仗，三大战役以后，国民政府已奄奄一息，加之国民党军政人员大肆掠夺财富并转移至国外，国内不仅资金不足，物资也十分匮乏，于是用了半年多一点的金圆券走向衰亡（从1948年8月20日—1949年4月27日，共计250天）。1949年4月，一些国统区自发使用银元，而不用金圆券，于是自1949年4月27日起，邮政总局通令各区邮政管理局及一等局，使用银元，并规定平信起重邮资为四分，其他邮件，照此类推，而中华邮政政令所达之处基本上从5月1日起，都收取银元邮资。但金圆券从法律意义上讲并未作废，上海、广州、云南、四川等地仍在使用，于是就出现了银元与金圆券的兑换问题，这一兑换，就是所谓的以银元为基数的邮资，即以银元一分为一基数单位（100个单位可抵银元一元），以此折收金圆券。这种兑换率，一是由各地根据主要物价，由当地财、税部门挂牌昭示；二是一天一变或一天几变；三是各地不同，大城市与周边临近之各县亦不同，所以自1949年5月1日以后贴金圆邮票的邮件，邮资是否准确，对其认定是十分困难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掌握当时当地的兑换率。
从现在资料上看，薛聘文先生的《中国邮资考》内我们提供了上海邮区和广东邮区的兑换率，此资料曾为李世琦先生在他的《中华邮政单位、基数、银元邮票专论》中收录，见该书表2和表3。其后台湾林茂兴先生在《邮史研究》第十五，十六期为文——“银元基数时期之金圆邮资”，也作了引用。为清晰故，现利用李世琦先生书中附表影印附如表一、表二，供读者参考。同时李先生自己收集的兑换率中，重庆部分较为详尽，现一并录为表三，供大家参考。林茂兴先生在他的文中，还收集列录了一些相关资料，本文录入表四、表五。以上五表乃影印件，我并未核对。同时，五种表格所列各地兑换率，仅仅是一段时间，没有详尽到每日之变化，若要把各地每天的变化，全数搜罗，为文示众，将功莫大焉，但难度太大，几不可能。
我经过努力，在邮友谢厚德、陈大贤、邓亚露的帮助下，利用他们手中的资料，我整理出了1949年5、6月间的成都地区每日兑换情况，列表如表六，为证实此举，文末附了10枚原件的影印件。对这十件原件中反映的问题，须作以下几大说明：
1、同一天有几份材料中，注明的兑换率出入较大时，我选用了与前后可以衔接的资料。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银元的成色，川版银元成色本来不足，前期后期制造的银币出入又较大。另一个原因则是原资料来自本市不同地点。
2、原资料上有的日期是制单（据）日期，而不是付款日期，如图一，制单日期为1949年3月9日，而付款日期（钢笔批注）为5月9日，希读者注意。
3、有的资料应付银元数与实付数不一致，可能是讨价还价之故，如图四，共计银元1元2角、钢笔注明实付“川版银元1元”，故右边的折合率与折合数相同。
作者： 刘道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