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徐凯集邮
《长江万里图》是画家袁运甫先生四十年前为新建北京饭店大堂所创作的壁画原稿。这幅长达六十米的鸿篇巨制，历经坎坷与磨难，在“文革”“批黑画”运动期间被打入冷宫。改革开放以后，这幅长卷中的局部陆续现身首都机场、北京建国饭店、人民大会堂金色宴会大厅。
1972年，河北石家庄郊区李村。北京中央工艺美院的老师们进入劳动改造的第三年。从1969年开始，作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目的地之一的李庄，陆续来了一批又一批戴眼镜的人。当地的老百姓只知道他们是教书匠，是知识分子。但让老百姓不明白的是，他们既不教书，也不上课，成天在地里干活，平地、除草、拾粪、收麦子。这其中，就有中央工艺美院教师袁运甫。
来接受“再教育”的老师们一到李庄就接到了一条匪夷所思的纪律：在接受再教育期间，不许绘画，不许写生，不许创作。1969年过去了，1970年过去了。这些为绘画艺术而生，为绘画艺术而执着追求的艺术家，真要崩溃了。他们不能离开画笔，不能眼睁睁看着时光流逝。吴冠中和袁运甫首先突破了禁区，每次出工之前，他们将画具偷偷藏于粪筐之中，离开驻地之后，一边干活，一边写生，农村的场院、麦田、大树、碾子，都是他们写生的对象。时间长了，袁运甫和吴冠中都得了个头衔——“粪筐画派”。
1972年的一天，袁运甫尚未下工，突然接到上级的调函，要他立即返回北京，接受一项任务。返回北京？这对于离开家庭，过集体生活已两三年的老师们来说，的确是天大的好事，人们纷纷把羡慕的眼光投向袁运甫。但一向不追风逐流，将艺术视为生命的袁运甫则祈盼：堂堂正正地作一次画！
几天后，袁运甫在北京建筑设计院接受了一项令他无比兴奋的任务——为即将开工建设的新北京饭店大堂设计一幅壁画。将学院的纯艺术向公共艺术开拓发展，这是袁运甫一直在思考的课题。中国古老的、极其优秀的敦煌壁画艺术，能不能移植于当代？令整个世界美术界着迷的墨西哥壁画艺术，其精髓能否为我所用？袁运甫知道，这是上天给了他摸索尝试的机会，是给处于低潮的中国美术界的一次机会！
正在兴建中的北京饭店新楼，由吴良镛先生参与规划设计。在一层大厅的设计中，吴良镛先生提出，用一幅通体壁画进行装饰。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思路。画什么，由谁来画，则没有方案。经层层推荐，袁运甫入选。
在北京建筑设计院，袁运甫看了一层的设计图纸后，一个想法，立即跳入脑海——长江！装饰长达六十米的一层大厅，没有什么比长江更适合，更切题！长江的激荡、雄伟，它的开放与包容，正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本质。在北京最主要的饭店，向国内外的来宾形象地展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个思路，让袁运甫极其兴奋。他将想法告诉主抓项目建设的领导，征求意见。没想到对方告诉他，你的意见和我们的设想完全一致！这个意见也得到了吴良镛先生的支持，他认为长江这个主题非常适合作壁画，有山、有水、有风光，蜿蜒曲折，气势磅礴。
袁运甫，这个在长江边上长大的画家，用手中的笔，淋漓尽致地把对长江的挚爱绘制在纸本上。一个月后，《长江万里图》的效果图与大堂室内模型一起，送到了北京市政府。
几天后，袁运甫接到通知：立即赶到人民大会堂，中央首长审查《长江万里图》及室内设计。原来，北京饭店新楼是当时的重点工程。对于饭店的建筑风格、建设进度、大厅壁画，都要经国务院领导的审查。
只可惜，当时北京并没有满街跑的的士，等袁运甫换乘两趟公交车赶到大会堂时，会议已经开始，袁运甫只能在会议室外等待。据袁运甫回忆，会议开的时间很长，他的心始终忐忑不安。他记得，长安街上的灯都亮了，会议才结束。这次会议出席的有周恩来、郭沫若、万里等中央和北京市领导。
会议室的门打开后，只见郭沫若径直朝他们走来。和大家握过手后，郭沫若告诉大家，他不能讲会议的情况，会议有纪要，以后会通知大家。同时，对袁运甫说：“长江画得很好。”
袁运甫知道，这等于告诉他，《长江万里图》通过了。果然，会议后不久，万里将袁运甫找去，询问完成这幅画稿，还有什么要求？袁运甫提出，这幅画稿，还是个初稿，要放大绘制，需要进一步充实细节，画稿中的很多细节还未表现出来，要进一步深入生活，实地考察，补充素材。万里很赞成，并说，你一个人去？还是找几个伴一起去，袁运甫突然想到了仍在李庄，为不能画画而痛苦煎熬的师长和至交。他提出了三个人选，希望他们一起来完成这次长江的采风。
袁 运甫和同伴祝大年、吴冠中、黄永玉组成的创作采风小组，从上海启程之后，沿着长江，先后在南通、无锡、苏州、南京写生，凡有山，必登顶，登高才能把位置、大小比例安排清楚。重庆，则是袁运甫一行沿长江写生的终点。将近三个月艰苦的、超乎寻常的艺术创作，无人打理衣物的狼狈，令袁运甫一行人最后到达重庆南天门码头时，各个相视而笑，人人自诩“叫花子”。
回到北京后，袁运甫避开了嘈杂的运动，一头扎进了《长江万里图》的二度创作之中。沿长江三个多月的采访与写生，使袁运甫对长江有了更深刻更感性的认识，长江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千百年来就这样静静地流淌着，但是它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勤劳勇敢的华夏儿女，它特有的宽阔胸怀，既融进了过去的苦难，也书写了今天的辉煌。沿途写生的一百多幅作品，已不是纯自然的描摹，而更多是袁运甫对母亲河流露出的一种挚爱。
这一年的夏天，袁运甫将灌满心血的《长江万里图》送上审查。他不知道这幅画所等待的是希望还是失望。但他是多么希望它能作为公共艺术壁画在首都北京亮相啊。
一周后，袁运甫终于等来了消息，但这个消息却是兜头一瓢冷水。画稿审查没有通过。《长江万里图》壁画下马！专程来通知袁运甫的是北京市政府的一位干部，似乎有话，但欲言又止。无奈的他和袁运甫握了握手，匆匆离开了。
事后，袁运甫才知道《长江万里图》被迫下马的前前后后。原来，在周总理主持审查北京饭店建设的有关事项中，就包括《长江万里图》壁画画稿。但是，画稿一经亮相，就遭到了极“左”的爪牙带头发难：你们不去画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却画这些没有阶级性的山水。新北京饭店必须要反映工农兵！《长江万里图》就这样被搁置下来。《长江万里图》融进了袁运甫太多的情，太多的爱。他站在斗室里，望着《长江万里图》长卷，潸然泪下！
时间跨越四十年，今年九月，以《长江万里图》为蓝本的《长江》邮票，将以九枚连张邮票的方式完整地“再现”这幅长卷，成为共和国六十五周年华诞的献礼作品。饱含袁运甫心血的《长江万里图》壁画原稿，终于以另一种形式，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点。
来接受“再教育”的老师们一到李庄就接到了一条匪夷所思的纪律：在接受再教育期间，不许绘画，不许写生，不许创作。1969年过去了，1970年过去了。这些为绘画艺术而生，为绘画艺术而执着追求的艺术家，真要崩溃了。他们不能离开画笔，不能眼睁睁看着时光流逝。吴冠中和袁运甫首先突破了禁区，每次出工之前，他们将画具偷偷藏于粪筐之中，离开驻地之后，一边干活，一边写生，农村的场院、麦田、大树、碾子，都是他们写生的对象。时间长了，袁运甫和吴冠中都得了个头衔——“粪筐画派”。
1972年的一天，袁运甫尚未下工，突然接到上级的调函，要他立即返回北京，接受一项任务。返回北京？这对于离开家庭，过集体生活已两三年的老师们来说，的确是天大的好事，人们纷纷把羡慕的眼光投向袁运甫。但一向不追风逐流，将艺术视为生命的袁运甫则祈盼：堂堂正正地作一次画！
几天后，袁运甫在北京建筑设计院接受了一项令他无比兴奋的任务——为即将开工建设的新北京饭店大堂设计一幅壁画。将学院的纯艺术向公共艺术开拓发展，这是袁运甫一直在思考的课题。中国古老的、极其优秀的敦煌壁画艺术，能不能移植于当代？令整个世界美术界着迷的墨西哥壁画艺术，其精髓能否为我所用？袁运甫知道，这是上天给了他摸索尝试的机会，是给处于低潮的中国美术界的一次机会！
正在兴建中的北京饭店新楼，由吴良镛先生参与规划设计。在一层大厅的设计中，吴良镛先生提出，用一幅通体壁画进行装饰。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思路。画什么，由谁来画，则没有方案。经层层推荐，袁运甫入选。
在北京建筑设计院，袁运甫看了一层的设计图纸后，一个想法，立即跳入脑海——长江！装饰长达六十米的一层大厅，没有什么比长江更适合，更切题！长江的激荡、雄伟，它的开放与包容，正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本质。在北京最主要的饭店，向国内外的来宾形象地展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个思路，让袁运甫极其兴奋。他将想法告诉主抓项目建设的领导，征求意见。没想到对方告诉他，你的意见和我们的设想完全一致！这个意见也得到了吴良镛先生的支持，他认为长江这个主题非常适合作壁画，有山、有水、有风光，蜿蜒曲折，气势磅礴。
袁运甫，这个在长江边上长大的画家，用手中的笔，淋漓尽致地把对长江的挚爱绘制在纸本上。一个月后，《长江万里图》的效果图与大堂室内模型一起，送到了北京市政府。
几天后，袁运甫接到通知：立即赶到人民大会堂，中央首长审查《长江万里图》及室内设计。原来，北京饭店新楼是当时的重点工程。对于饭店的建筑风格、建设进度、大厅壁画，都要经国务院领导的审查。
只可惜，当时北京并没有满街跑的的士，等袁运甫换乘两趟公交车赶到大会堂时，会议已经开始，袁运甫只能在会议室外等待。据袁运甫回忆，会议开的时间很长，他的心始终忐忑不安。他记得，长安街上的灯都亮了，会议才结束。这次会议出席的有周恩来、郭沫若、万里等中央和北京市领导。
会议室的门打开后，只见郭沫若径直朝他们走来。和大家握过手后，郭沫若告诉大家，他不能讲会议的情况，会议有纪要，以后会通知大家。同时，对袁运甫说：“长江画得很好。”
袁运甫知道，这等于告诉他，《长江万里图》通过了。果然，会议后不久，万里将袁运甫找去，询问完成这幅画稿，还有什么要求？袁运甫提出，这幅画稿，还是个初稿，要放大绘制，需要进一步充实细节，画稿中的很多细节还未表现出来，要进一步深入生活，实地考察，补充素材。万里很赞成，并说，你一个人去？还是找几个伴一起去，袁运甫突然想到了仍在李庄，为不能画画而痛苦煎熬的师长和至交。他提出了三个人选，希望他们一起来完成这次长江的采风。
袁 运甫和同伴祝大年、吴冠中、黄永玉组成的创作采风小组，从上海启程之后，沿着长江，先后在南通、无锡、苏州、南京写生，凡有山，必登顶，登高才能把位置、大小比例安排清楚。重庆，则是袁运甫一行沿长江写生的终点。将近三个月艰苦的、超乎寻常的艺术创作，无人打理衣物的狼狈，令袁运甫一行人最后到达重庆南天门码头时，各个相视而笑，人人自诩“叫花子”。
回到北京后，袁运甫避开了嘈杂的运动，一头扎进了《长江万里图》的二度创作之中。沿长江三个多月的采访与写生，使袁运甫对长江有了更深刻更感性的认识，长江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千百年来就这样静静地流淌着，但是它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勤劳勇敢的华夏儿女，它特有的宽阔胸怀，既融进了过去的苦难，也书写了今天的辉煌。沿途写生的一百多幅作品，已不是纯自然的描摹，而更多是袁运甫对母亲河流露出的一种挚爱。
这一年的夏天，袁运甫将灌满心血的《长江万里图》送上审查。他不知道这幅画所等待的是希望还是失望。但他是多么希望它能作为公共艺术壁画在首都北京亮相啊。
一周后，袁运甫终于等来了消息，但这个消息却是兜头一瓢冷水。画稿审查没有通过。《长江万里图》壁画下马！专程来通知袁运甫的是北京市政府的一位干部，似乎有话，但欲言又止。无奈的他和袁运甫握了握手，匆匆离开了。
事后，袁运甫才知道《长江万里图》被迫下马的前前后后。原来，在周总理主持审查北京饭店建设的有关事项中，就包括《长江万里图》壁画画稿。但是，画稿一经亮相，就遭到了极“左”的爪牙带头发难：你们不去画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却画这些没有阶级性的山水。新北京饭店必须要反映工农兵！《长江万里图》就这样被搁置下来。《长江万里图》融进了袁运甫太多的情，太多的爱。他站在斗室里，望着《长江万里图》长卷，潸然泪下！
时间跨越四十年，今年九月，以《长江万里图》为蓝本的《长江》邮票，将以九枚连张邮票的方式完整地“再现”这幅长卷，成为共和国六十五周年华诞的献礼作品。饱含袁运甫心血的《长江万里图》壁画原稿，终于以另一种形式，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点。
（作者：刘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