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时期,华夏文明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奠定了往后中国的发展基础
大约在公元前2000多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诞生了。夏代究竟应该从大禹算起还是从他的儿子夏启算起,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按照古本《竹书纪年》的说法,启曾经同益争夺王位,把益杀了。启又曾经与有扈氏打了一大仗,政权还没有稳固,到他的儿子太康时就被东夷有穷国的后羿推翻了。后来羿又被寒浞推翻,等到太康的重孙少康在别人的帮助下才得以复国,史称“少康中兴”,夏朝的统治才稳固下来。在考古上要把这一段历史弄清楚是十分困难的,但是最近的研究似乎有了一定的进展。
前面提到登封王城岗可能是大禹居住过的阳城。近年在河南新密市的新砦也发现了一座约30万平方米的龙山晚期的城址,同时在稍晚的新砦期包着龙山城又筑起了一道城墙,里面发现有大型建筑遗迹。在新砦期的遗物中可以看出有不少东方的因素,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它就是后羿代夏时期的都城,有的则认为是少康中兴时期的都城。因为考古工作才开始不久,许多情况还不明白,难以作出确切的判断。
现在人们公认的夏代都城级遗址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那个遗址有600万平方米,发现有多处宫殿遗迹,其中1号宫殿基址就有一万平方米,上面有宫殿、门厅和回廊,中间是一个大庭院。二号宫殿略小,但结构更加规整。围绕宫殿有道路和城墙,城内面积达10多万平方米,明显是一座宫城。照理外面还应该有更大的城圈,也就是王城的城墙,可惜至今没有找到。不过既然有这么大的宫殿和宫城,自然应该是王都所在。二里头遗址可以分为四期,宫殿主要在二、三期,延续使用至四期之末。一期虽然没有发现宫殿,但一些迹象表明其规格不同一般。例如在一座不大的墓葬中就随葬有迄今所知形体最大、制作最精美的龙形物。它是用2000多片松绿石和玉质组件拼装而成的高档工艺品。可见在二里头一期就可能是一个都城级遗址,只不过到二、三期有了更大的发展。二里头一期早段大约与新砦期同时,一期晚段则比新砦期略晚,所以有人认为二里头可能是从少康直到最后一位帝王夏桀时期的都城,这与文献的记载略有不同。
二里头遗址除宫殿外,还有面积达1万平方米的铜器作坊遗址。在一些中小贵族墓中出土的青铜器有鼎、斝、爵、盉、铃等礼乐器,戈、钺、戚、镞等兵器,锛、凿、钻、锥、刀和鱼钩等工具,还有镶嵌松绿石的铜牌饰等。从铜器作坊遗址中出土的铸铜陶范来看应该还有更多更大的器物。可以说在后来商周时期各主要类别的青铜器在此时都已初具规模,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先河。这跟此前的古国时代相比显然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单是从考古学的视角来看,把夏同商周合在一起称为三代也是合乎情理的。
应该强调的是夏王朝并不是孤立的,和夏王朝同时还有其他国家或王朝。从《殷本纪》和甲骨文所见商先公的世系和事迹来看,那时的商人也建立了一个与夏王朝竝立的世袭王朝。过去以为商的先人起自东方的山东一带,现在看来并不正确。真正代表商先公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应该是先商文化,它分布于河北省的中南部和河南省北部,与代表夏的二里头文化相邻,只是至今还没有发现一处先商的都城遗址。最近在河南濮阳戚城发现一处龙山时期的城址,是否与商人早期的活动有关,值得注意。与夏朝发生关系较多的是东夷。近年在山东、河南东部和江苏北部发现的岳石文化已被证明是夏代东夷的文化,它是继承山东龙山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其中心可能是章丘的城子崖,那里发现的岳石文化城址颇具规模,城墙的版筑技术已很成熟,说明其文化发展水平不低。
把眼光放大一点,跟夏代基本同时的还有燕辽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内蒙古中南部的朱开沟文化,甘肃、青海地区的晚期齐家文化,四川地区的宝墩文化,江汉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以及江浙地区的钱山漾文化等。这些文化都或多或少出土过一些青铜器,开始步入了青铜时代,并且直接间接地与中原的夏文化发生过各种关系。商灭夏后不但尽有夏商之民和尽有夏商之地,并且进一步扩大控制的范围,建立了一个比夏朝版图大得多的统一王朝。作为商代早期都城的郑州商城,其规模之大与规格之高又远非夏朝都城的二里头可以比拟。由此华夏文明进入了繁荣昌盛时期,并得以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传播,为往后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中国确实存在着五千年以上的文明史
早期中国历史的重建虽然是长期的工作,今后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至今已经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说明中国确实存在着五千年以上的文明史。我们现在看到的早期文明古国的资料可能还不够完整,它本身也还不够成熟,毕竟跟以前的原始社会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早期中国文明是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辽河西南部这一广大地区发生的。由于各地的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不同,早期文明发展的模式也不相同,其中有许多跌宕起伏。尽管如此,各早期文明之间仍然有许多因素的交流、渗透与碰撞,很多情况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从更高的层次来看,实际上还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由于各种内部和外部的原因,从古国后期开始出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黄河流域的力量逐步加强,并且进一步集中到中原地区,又由中原向四周扩展。这与中原地区文化本身不尚浮华,强调王权而不过分渲染宗教的神力,在文化方面不固步自封而乐于吸收周围地区的优秀成果有关。而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又给它提供了其它文化所不具备的特别便利的条件,因而得以持续发展。
早期中国发展到商代早期,它所代表的华夏文明已经十分强大,并给与周邻的文化以巨大的影响。四川的三星堆文化、湖北的荆南寺文化、湖南黄材的青铜器、江西的吴城文化和大洋洲青铜器、辽宁喀左的青铜器和内蒙古鄂尔多斯青铜器等,都是在商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并具有自身特色的青铜文化。这些文化又对更外围的文化以积极的影响,形成一个以华夏为主体的多元一体的中华古文明体系,这个体系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内部活力,深深地影响到往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虽有不少波折,而文明本身却从未中断,一直持续发展下来,与早期中国所奠定的有核心、有主体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是有很大关系的。
演讲人:严文明
严文明,1932年生,湖南人,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之一。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国文明的起源研究。主要著作有:《仰韶文化研究》、《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长江文明的曙光》,参与主编《中华文明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