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的经济并不十分发达，却能调集大量的人力资源，在一个选定的地区营建宗庙、祭坛和巨大的贵族冢墓，所能凭借的只能是强烈的宗教信仰和强大的组织力量。红山文化玉器中的猪龙或熊龙，形态非常特殊又非常统一，论者多认为可能是红山人的图腾,这表明红山文化的人民有着统一的宗教信仰。这种信仰一经同某种权力机构结合起来，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传统的氏族——部落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此说红山文化时期已经产生某种国家政权是合乎情理的。大概正是因为过分地使用了人力和物力而难于长期支撑，红山文化之后的小河沿文化时期很快就衰落了。红山文化虽然是一个强势文化，它对外面的影响却很有限，军事色彩也不明显。只有玉器对南部的山东地区有些影响，陶器反而受仰韶文化的强烈影响，到小河沿文化时期又受到大汶口文化的影响。
崧泽—良渚文化的崧泽文化阶段社会分化并不明显，但到良渚文化时期(约公元前3300年至2500年)便有急速的发展。良渚文化的中心在浙江杭州市西北郊，那里不只是一个遗址，而是在4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一百多个遗址点的遗址群。这里的核心是一座29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城墙的基部铺满石头，上面用经过选择的黄色粘土夯筑。城内的中心部位有一座30万平方米的长方形台城，上面有三万多平方米的夯土基址，说明原先应该有宫殿之类的高等级建筑。台城的左近有最高等级的贵族甚至是王室的墓地。大城的周围还有不同等级的房屋基址，有制玉等手工业作坊，有两处专门营建的祭坛和另外的贵族墓地。在良渚港还发现有大量木桩和跳板等可能是码头的设施。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处人口密集、设施齐全而且规格很高的都城级遗址群。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周围，可以分为几大区块，每个区块都有自己的中心。太湖以北的中心遗址有江阴高城墩和武进寺墩，东北区块的中心有苏州草鞋山和赵陵山，东部区块的中心有上海福泉山，东南区块的中心有桐乡普安桥等，南部区块的中心就是良渚古城。各个中心都有人工筑造的贵族坟山，随葬同良渚相似的玉器，特别是反映宗教信仰与仪式的琮、璧等法器和代表军事指挥权的玉钺等。
良渚文化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但远远高于红山文化，而且是五大区块的主体文化中最发达的。良渚文化的宗教色彩表现在具有自己独特的神徽和玉璧、玉琮等相当统一的宗教法器。一些祭坛最后又成为贵族墓地，表明宗教的权力掌握在贵族手里。良渚文化修城池、盖“宫庙”、筑祭坛、造坟山，土木工程之巨远远超过红山文化和同时期的任何文化，必然要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良渚文化的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水平之高也远远超过同时期的任何文化，同时还有漆器、象牙器、丝绸和精美陶器等高档手工业，全部都是为贵族所享用的，对于发展经济并无直接的好处。良渚文化的墓葬几乎都随葬石钺，贵族则随葬玉钺，差不多是全民武装。到晚期更是大力向外扩张，尽管实力强大，毕竟经不起这样的消耗，最终也只能像红山文化一样快速衰落。
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年代也大致与仰韶文化相若。早在大溪文化时期就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遗址如湖北枝江关庙山，有些地方更建造了夯土城墙，如湖北江陵阴湘城和湖南澧县城头山等。到屈家岭文化时期便出现了许多城址，大都分布于湖北的江汉平原和湖南洞庭湖西北平原上，其中以湖北天门石家河古城为最大。这个城始建于屈家岭文化时期，持续使用到石家河文化时期，即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或良渚文化的中晚期。全城大约有120万平方米，城垣基底宽约50米，残高约5米，护城濠宽约60-70米，工程巨大。城内有中心居住区、宗教活动区和墓地等。屈家岭文化时期在宗教活动区发现有祭坛和象征陶祖的巨大“筒形器”，石家河文化时期则有数以百计的大陶尊相互套接，有的陶尊上有刻划的原始文字，器物造型和刻划方式都跟大汶口文化的陶尊十分相似，只是“文字”不同。更有进者，在这些大陶尊附近还发现有数以千计的人形和各种动物形陶偶，人偶跪坐抱鱼作祈祷状，显然也是进行宗教法事活动的遗留。可见这座古城既是政治中心，也是重要的宗教中心，犹如良渚古城一样，只是规模略小而已。这个文化的经济也比较发达，同样也很重视武装，墓葬中多随葬石钺。它凭借自己的实力，曾经一度扩张到河南南部，但是后来也忽然衰败了。究其原因可能与历史传说中尧舜禹时期大规模征讨三苗的事迹有关。这个文化修建的土城比同时期任何文化都多，明显是为了防卫的需要。而且在石家河文化之后的所谓后石家河文化中大量出现中原龙山文化的因素也反映了这一事实。
除了五大区块的主体文化以外，安徽的凌家滩—薛家岗文化、江西的樊城堆文化、广东北部的石峡文化和甘肃、青海的马家窑文化等也都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不过相对而言，五大区块的主体文化的发展势头是最强的，而且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都十分明确地走上了文明化的道路。只是文明化的具体进程和表现形式不大相同，对相邻文化影响的程度也不相同。
比较起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宗教色彩是最浓的，其次是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发展得十分快速，在达到顶峰以后衰落得也很快。真是其兴也骤，其衰也忽。石家河文化的衰落则另有原因。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宗教色彩比较淡薄，也没有那么多巨大的工程，发展是比较平稳的，但二者之间也有差异。这里显然存在着几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其结果就很不相同。
到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龙山时代，即从公元前2500年到前2000年左右，继续顺利发展的事实上只有继承仰韶文化的中原龙山文化和继承大汶口文化的山东龙山文化了，二者都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燕辽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暂时转入低谷。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对于往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中原龙山文化本身是一个复合体，它包括了河南的王湾三期文化或王湾文化、山西的陶寺文化和陕西的客省庄二期文化或客省庄文化等一系列亚文化。其中首先发展起来的是位于山西南部的陶寺文化，那里发现有几个大型遗址，最大的就是襄汾的陶寺。陶寺遗址的早期就已建立夯土城墙，到中期修建的大城面积已达280万平方米以上。城内有大型建筑的夯土基址，从毁弃的建筑残迹中，发现墙壁上抹白灰并有彩画，屋顶有呈方块状的“平瓦”，说明此建筑的规格不同
一般，应该是属于宫殿级别一类的。陶寺的墓地规模极大，据估计大约有上万座墓葬，并且分为几个墓区。说明城内居住有不同身份的大量人口。在已发掘的一千多座墓葬中，随葬100件器物以上的大墓不到1%，随葬少量器物的中等墓约占10%，而将近90%的小墓则没有任何随葬品。大墓中的随葬品不但数量多，而且规格高，有不少是表现权力和身份的，如玉钺、鼍鼓、龙纹盘等。它反映出当时已经形成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少数人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并掌握着最高的统治权力，明显具备了国家的基本特征。有的学者认为陶寺为尧都平阳的遗址，可备一说。
中原龙山文化的后期，社会发展的重心已经转移到河南西部的王湾文化。那里发现有登封王城岗和密县古城寨等一系列城址。古城寨的城墙至今还高达15米，夯筑技术有明显的进步。王城岗城址至少有30万平方米，不算太大。旁边的东周城址出土有多个“阳城仓记”戳印的陶器残片，所以发掘者认为王城岗就是传说中“禹居阳城”的那个地方。果真如此，则王湾文化的晚期当已进入夏的纪年。
这个时期在山东的龙山文化也有较大的发展，出现了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临淄桐林、茌平教场铺、阳谷景阳冈和日照两城镇等许多城址。临朐西朱封和泗水尹家城都发现有一棺二椁的大墓，说明这时社会的分层又进了一步，在贵族中也已经有明确的等级划分了。山东龙山文化的陶器制作技术的水平是最高的，绝大部分陶器是直接由快轮拉坯成型的。其中尤以薄如蛋壳、漆黑发亮、造型优美的黑陶杯最为上乘。有些大墓中出土的玉器也极为精美。
综上所述，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古史传说中常常提到古有万国或万邦，说黄帝时曾经筑五城，又说鲧作城；说黄帝战炎帝，战蚩尤，禹征三苗等等。又说黄帝设左右大监等官职，尧舜时官职更加复杂，还有各种刑法等等。这跟考古发现的情况是基本相符的。说明许多古史传说的资料确实包含有真实历史的素地，不能一概抹杀，而要参照考古资料去重新整理。但传说毕竟不是信史，不能拿考古资料去一一对号，这个道理应该是很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