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器物经过宋元的普及、成形、拓展，到了明代时进入了繁荣期。明朝的文房用具空前发达，追求这些文房用具又成为一种时尚，于是乎许多文人雅士便将目光转向了这些既能实用，又能把玩的器物，纷纷编书阐述，起到了积极的推广作用。最早编撰的是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曹氏将文房清玩分为十三类：古琴、古墨迹、古碑法帖、金石遗产、古画、珍宝、古铜、古砚、异石、古窑器、古漆器、古锦、异木，从工艺、产地、考据与鉴赏的角度，论述了文房清玩，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文玩收藏的追尚，此书对后世影响很大。明文震亨的《长物志》，也是一部记载文玩的著名文献，他是“明四家”之一文徵明的曾孙，其洋洋万言的《长物志》一书共十二卷，综合概述了明代文人清居生活的物质环境，在卷七《器具》中，列入众多的文房用具，计有砚、笔、墨、纸、笔格、笔床、笔屏等。此外，还编入不少文房清玩的器物，例如香炉、袖炉、手炉、香筒、如意、钟磬等。另外在卷三《水石》、卷五《书画》、卷六《几榻》、卷十二《香茗》中，还记载了大量的文房清玩，例如灵璧石、太湖石、书桌、屏等。作者对这些文房器物的追崇，体现了明代文人的“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的心境。
中国的古代文房用具，历经唐宋元明之后，至清代形成了鼎盛时期。除了被誉为“文房四宝”的笔墨纸砚外，更潜心发展“文房四宝”的辅助工具，精心设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些器物的实用价值，也被观赏与把玩性所取代，成为名副其实的“文玩”。在清代，文玩的流行与繁荣，除了文人精心追求，营造一个窗明几净，赏心悦目的书斋环境外，在很大程度上更缘于清康雍乾三朝皇帝的爱好与推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各类文房珍品数不胜数。
文房清玩，形微体轻，与重器大件相比，实属小器物。然而正是这些小玩意，却又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知识载体，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是物化了的民族传统，它丰富的功能，独特的造型，以及千姿百态的制作工艺与材质，构成了一个绚丽多彩、品位高雅的艺术世界，也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珍贵的文化遗产。文房用具，又成为物质文化史上的重要研究对象，吸引着人们从不同角度进行考证与研究。所以，古代文玩越来越得到收藏家们的青睐，成为珍贵的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