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治沙
站在窟顶，人工治沙工程一览无余。
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1950年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成立，清理积沙成了常书鸿等人每年必做的功课。防治风沙的试验工作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以修筑挡沙墙、压碎石等为主的小规模防沙试验，短时间内起到了一定效果，但后来相继失效。
一个A字型的尼龙网栅栏防沙最是奇特，南侧长800米，北侧长1024米。这是1989-1990年，敦煌研究院与中科院兰州沙漠研究所合作，在美国Getty 基金会的支持和Getty 保护所的直接参与下，对莫高窟地区风沙活动规律及强度进行专题研究时所做的防沙系统。这是对莫高窟展开的一次大型保护，同时还对断崖进行了化学固沙—对第460窟窟顶周围风蚀严重的崖面做了加固，并在鸣沙山边缘引进滴灌技术进行生物固沙试验。后来，又对木桥廊窟区段的部分崖面进行了渗透加固。
在天然植被覆盖率不到2%的莫高窟地区，根据敦煌研究院前几年的观测，只有当风速大于11m/s时，才会出现鸣沙山巨大沙源的搬运。危害石窟的积沙主要来自砂砾质戈壁段的就地起沙。张国彬告诉记者，尼龙网栅栏防护体系，使洞窟前的积沙减少了70%-80%。
从A字型沙障往西，有两条高度约为1.5米的人工防沙林带，走向为西南—南北，长近2公里。观测情况显示，植被区风速可降低一半，两米高程的风速相比流动沙丘和裸露的戈壁降低一半左右，过沙量为流沙区的1/20，大大减少了窟区的流沙。
在砂砾质戈壁地段，敦煌研究院和中科院等相关治理沙化机构采用就地取材的办法进行碎石压沙—在沙上铺一层碎石，沙在碎石上很难沉积。
两条林带之西，固沙的麦草方格从2002年起就开始在沙山上铺埋。一年前，“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风沙防护工程”开工。2009年11月6日，记者在莫高窟顶看到大片的麦草方格已铺在距离崖顶约两三公里的周围，铺压麦草方格的事已经承包给了工程队，估计明年就会完成剩下的部分。据实测，在流沙上设置麦草方格沙障后，风速降低5%(2米高度)，输沙量减少63%。
张国彬说这样的防沙带基本可以控制就地起沙。但在浩瀚的库姆塔格沙漠，沙暴铺天盖地而来，莫高窟两条只有2公里长、1.5米高的防沙带便不能起作用。
莫高窟唯一生态水源大泉河浇灌着这两道防护林。
山下和山丘两座蓄水池已经完工，用来浇灌周围的人工林带。守在水池值班室的工作人员指着旁边的蓄水池说，明年年春，所有的蓄水池就要灌满水。
前些年在一个叫做八公里的地方，敦煌研究院打了一口水井，供员工使用，大泉河的水现在全部用来灌溉约18公顷的莫高窟绿化带。
11月6日，莫高窟前的水坝处，人工渠将水引入树林中。11月17日，记者在莫高窟的桥上看到一股溪流从水坝处泻了下来，穿过桥底往下游干涸的河面流去，然后完全消失在戈壁中。
“没有大泉河就没有莫高窟！”兰州大学张明泉教授说。据记者了解，关于莫高窟水量存在着争议，有人认为水量未变，有人认为它减少了许多。
大泉河的流量到底有没有减少？11月19日，本报记者在老君堂道观于嗣庚道长的领路下，穿越三危山进入大泉河的上游。
三危山道士
11月中旬的两场雪过后，大泉河河道中铺满了白雪，皑皑白雪下或是薄冰、或是泥沙、或是潜流。阴冷的无人戈壁、难以在近期消融的冰雪，使沿大泉河河道进入上游路途艰难。两次半途而废后，11月18日，在于嗣庚道长的建议下，我们决定从三危山内部的老君堂穿越三危山，越过戈壁、前往大泉河上游。
2009年11月19日一大早，43岁的于嗣庚带着36岁的徒弟任德宁，开着尼桑车在前面带路，一行两辆车往三危山深处的老君堂行去。在一个半山的宿舍里，于嗣庚的师妹给我们准备了早餐—西红柿挂面，还煮了十几颗鸡蛋让我们路上吃。
这里已经没有手机信号。随后我们又往群山深处驾车行了十多分钟，已经到了路的尽头，开始步行上山。三危山陡峭难行，通往老君堂的路需要手足并用。到达山顶也就到达了老君堂，于嗣庚的另外一个徒弟王法通还窝在床上。
我们选择的路线是老君堂的道士解放前在条胡子挖药材所走的路线。上次去还是4年前，王法通在回程路上走不动，其他几位师兄弟回到老君堂等了半夜，最后一群人沿路返回寻找，才找到已经迷路的王法通。这次，王法通虽然心有余悸，但还是爽快地答应同行—看看山里有没有药材锁阳。
爬到龙王庙时，29岁的司机王志仁心生惧意，退了回去。而这时的三危山，群山尽在眼底，在雪的反射下，银光四射。
根据莫高窟壁画故事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前后，和尚乐僔站在大泉河河谷的悬崖上，看到三危山“在夕阳下射出万道金光，辉煌圣洁，奇异无比”，并且显现出各种佛尊的身影祥光。于是就在脚下的悬崖上凿壁建庙，后经几百年的建设，形成了拥有一千多洞窟的莫高窟。如今我们可以看到莫高窟洞窟里的主佛像都是面朝三危山。
在三危山没有见到一棵树。大块石头天然堆砌，陡峭难行。从老君堂再往深处，进入了无人区。大泉河就在我们右手边十多公里处，像矛一样切割了三危山。
各个山涧都明显有水流过的痕迹，但据于嗣庚回忆，20年前他来到这儿之后从未见过这些山涧流过水。
如果仔细留意，就能发现多少年前老道士为了不在山中迷途，在各个山涧相交处立的一两尺高的石头。有些已经倒在其他石头中，两位小道士跑过去把它们竖立起来。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穿过了三危山，沿着一条不知道多少年前干涸的河道继续行进。河道约四五米宽，很久以前也许是大泉河的支流之一，因为我们顺着它走到了大泉河。莫高窟就建在大泉河冲刷的崖体上。
三危山突然变成了身后的风景，我们的前方完全变成了戈壁滩，没足的雪灌满了鞋，随后消融成水，但我们仍旧能用脚感受到雪下干涸的沙砾。用手拨去戈壁上的雪，地下2厘米左右就成了干旱的沙砾。
大雪也带给了一行人方便。茫茫戈壁没有任何路标或物体供参考，雪无疑帮助了我们，走过的路留下了深深的足印，这方便回来的时候沿途返回。在戈壁上行进约1个多小时后，于道长在望远镜里看了看，说条胡子到了，比预计提前了一小时。
大泉干涸
一道薄芦苇墙一般竖立在河道左边，后面隆起的松软土地上有红柳等植被。于道长指着前方说，以前那里有几人合抱的大树，前几年全部枯死。河道里一滴水都没有，也没有近期流过水的痕迹。我们往北行(大泉河从南向北流)，于道长说大泉河从大泉这个地方以泉眼的形式泛出，然后分成两条河，一条向北流向莫高窟，一条大体往南方向流。我们到达的地方是往南方向的河道。
于道长前几年几乎每年都要来一趟这里，他记得大泉是在五六年前完全干涸的，泉眼不再泛水。
我们往大泉走去，寻找大泉河新的泉眼。从条胡子最南往北约三四公里，就到了大泉河的分流处。这里完全干涸，看不出有水的痕迹。大泉就在我们眼前往西南方向2公里处，那里不再是大泉河的主要出水处，往北的分流水也不再存在。
这十年里，条胡子、大泉的生态恶化最为严重。于道长和随后在下游的护林站碰到的护林员朱建民的认识是一致的。
上世纪50年代前，这里还有一座很小的庙宇，于道长的师太爷们在这里种了二三十亩地，后来一场水将所有的菜都冲走了，破“四旧”后耕地随之荒弃。后来有生产队在条胡子开荒，土地包产到户后，因为距离最近的村庄也要二三十公里，也出于保护莫高窟的缘故，不再种地。
条胡子是一块大约长五六公里、宽两三公里的植被覆盖地带，它的北部成了今日大泉河的出水处。据兰州大学张明泉教授研究，大泉河的最上游水 源地可以追溯到祁连山西段的野马山北坡沟谷的潜流，那里有6条潜流补给位于甘肃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阿克塞盆地地下水，由南向北经过一百四戈壁滩(地名)地下径流，在大泉、条胡子一带以泉水的形式溢出，汇流后切穿纵布于河西走廊中部的三危山，经莫高窟前流入敦煌盆地。
我们这次调查发现，至少在冬季，大泉河在大泉已经无水泛出，泉眼最上游在两条河道分流处以北约一公里处，距记载的泉眼大泉往下游退了3公里左右。这和相关专家在4年前得出的大泉河水流量相对稳定的判断不同。
观察到的泉眼在条胡子北段，这里芦苇茂盛，有的达到3米多高，还有红柳、沙枣树等。河道里松软难行，有一段两三百米长的河段分布着大片的小小泉眼，在芦苇等的缝隙中，潺潺流出，汇流向北。
在冰面和泥中往下游行进了一个多小时后，下午2点半左右，我们终于到达敦煌研究院设在拉排的护林站。在晴朗的天气，大卡车可以到达，但下了雪之后，没有人敢开车来。
护林站有两个人，62岁的康安光和他的女婿37岁的朱建民。朱建民到这里已经5年，在拉排种了两亩菜地、养了40只羊。他说，以前生产队住在这里的看田人告诉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段河道人是绝对无法跨越过去的，而现在极少有人跨越不过去的河水宽度。这再次说明了水量的减少。
据专家几年前测流估算，大泉河进入敦煌盆地的出山口平均流量0.76m3/s，年径流总量不到2.5万m3，其中蒸发量约占总流量的24%-37%。
由于比预计多出了从条胡子到拉排的来回约10公里的路程，返程途中两位小道士只好放弃寻找药材的打算。
11月19日晚上七时多，零下20度左右，天空马上要被黑暗完全遮盖，最后一丝黄昏的光折射在被大雪覆盖的群山上，三危山一片肃杀。一行人终于爬上了海拔近1800米的龙王庙。龙王庙所在山峰并不是三危山的最高处，但即便如此，放眼四周，群山在冰雪中安静矗立。于嗣庚拄着棍子沉默了几秒，才感叹了句：“三危山也很美！”(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王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