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蕴涵的内容超过了预期。
有个吴佩孚的小文书，在给家里的信上不断提及自己的上司。他笔下的军阀，绝不是脸谱化的恶霸，相反，倒有人情味儿、有智慧，还有“非常强的自我道德约束”。
还有个“文革”结束后在北京郊区当小队会计的，给家里写的信，串起来就是一部乡村经济改革史。
鸿雁传书的名单上，还有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和她的丈夫、曾任孙中山南京总统府秘书的任鸿隽。
甚至不用看得那么深。泛黄宣纸上的方块字，在写到父兄时就大一些，最后落款处自己的名字又小一圈，传统文化中的孝悌观就这样在细微处尽显。
家书的价值已经明摆着，项目想是不愁嫁了。如果能进一步筹措到资金，设想之初的“市场化”运作马上就能展开。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的核心成员一个个踌躇满志。不久，一份准备用来吸引风险投资的详细的项目计划书出炉。
吸引风投的难度很快被证实：风险投资方对项目的要求是周期短、回报高，一般期望平均年投资回报率在15%~20%之间，这是需要长期投入才能产生效益的家书项目所无法承诺的。
获得不了风投的青睐，张丁和同伴们又将目光投向企业赞助。他们找到了一家正在力推“亲情文化”的著名民营企业，对方开出的条件是整个项目的冠名权。
这是摆在项目组面前的又一道难题：一封家书在外人看来不算什么，对当事人却是难以割舍的至宝，能下决心捐出来已属不易，若看到企业冠名，多半是要打退堂鼓的。
“好容易做出了影响力，又有官方机构的认同，我们虽然要活下来，要有盈利，但毕竟是个公益性质的文化事业。”张丁对家书项目的定位非常明确，“这个时候如果来一个企业冠名，就不像样了。”
既然找不到风投，又不能让企业整体冠名，举办活动或许是另一条出路。画家张海鹰是家书项目最初的4个筹划人之一，在他眼里，家书中体现的民间书法极为可贵。他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拿出举办“中国家书大赛”的创意。
对方的回复却令张海鹰啼笑皆非。协会方面“只是借个名儿”，就要求25万元的合作经费，而答应赞助的那家民营企业，最多只肯掏10万元。“事情只能黄了”。
如山的家书却少一个靠山
项目启动依靠的是发起的4个人每人拿出的5万元积蓄。源头无活水，资金日渐吃紧。一同创业的好友逐渐淡出。“总不能不断往里贴钱吧。”最后一个离开的张海鹰，对自己的退出感到有些无奈。在此之前，他陪张丁坚持了近两年。
朋友们临走时，都不忘叮嘱，劝张丁也早点放弃算了。但张丁“不信邪”。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靠给杂志写稿换来他和这些家书的栖息之地。
市场化之路走不通，张丁打算调整路线。“在商言商，看不到实实在在的获益，不能说他们有什么不对。”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选择。回过头来审视，家书项目从一开始，或许就偏离了用市场力量来运作民间公益文化事业的轨道。由于民间组织的能力有限，为了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将家书理念渗透到社会的枝枝蔓蔓，他们迫切地寻求“国字头”单位的支持。
在“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正式成立的名单上，中国国家博物馆赫然位列组委会成员单位之首。但双方事先商妥，参与发起单位，不用提供资金上的支持。这样做也符合张丁最初的想法，避免家书项目受制于人。
但事实证明，受制于人是过于迂远的担忧，有求于人才是当下处境。国家博物馆于2006年收藏了80封由项目组委会精选出的家书，但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马英明也婉转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家书收藏毕竟只是国博所涉足的收藏品中“很、很、很小”的一个方面。
张丁曾试图为项目申请文化部专项资金支持。据他回忆，当时国博的朋友带他看了文化部给国博的批示，虽然不许拍照、不得复印，他仍满心欢喜地把批文抄在了本子上。
“此(指家书项目)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由博物馆参与此事，较为适宜，持之以恒，其价值将愈会显现出来。”批文上这么说。
然而没有下文。
马英明告诉记者，文化部批给国博的经费很难再“支持”给个人。没有政策，运作上的程序解决不了，手续也不好办。
所谓的程序和手续，是指以国博名义向文化部上报家书项目，申请到资金后，再以聘任的方式让张丁参与具体工作。
张丁无法接受戴着镣铐跳舞。“我想每年编写4本图书，他们认为不可能实现。至于申请‘世界记忆遗产’等目标，他们认为更是天方夜谭。”
张丁还想过直接申请国家社科基金，但熟悉程序的内部人士浇灭了他的幻想。
根据2001年修订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申请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规定申请人必须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相当于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办法》同时要求，“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在上级管理机构的指导下，具体负责管理本单位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结果很明确，没有事业单位支持的民间项目和个人，根本不具备社科基金的申请资格。
“就是少一个靠山呗。”从一开始就关注这个项目挣扎起伏的《工人日报》记者李飞骏作了一句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