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张庄严面孔，一万个红色身躯，一万种声音发出同样的音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面对这样的壮观场面，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前天上午，一场万人红装唱国歌的艺术盛典在云南大理崇圣寺三塔前举行。而这场艺术盛典的创作人和策划者，正是来自广州的著名当代艺术家舒勇，他曾以一系列轰动性的作品，在当代艺术界引起诸多争议，例如用汶川地震遇难双胞胎姐妹骨灰制作而成的雕塑作品《生命之花》。这位来自广州的艺术家如何看待自己的这次万人国歌盛典？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唱国歌是个人认同国家
最直接、最有力量的方式”
记者：你被不少媒体称为是“事端制造者”，创作“万人红装唱国歌”，有人说你是拿国歌炒作，也有人说是争议最小的一次，你怎么看？
舒勇：我只想说，一个人没有必要拿自己的一辈子去炒作。我只是希望打破人们思维的惰性，为大家习以为常的事情制造一些障碍。
一个艺术家不应该只关注“小我”，满足于在家里画画、赚钱。如果只是为了卖钱去画画搞艺术，那是最无聊和无耻的事。按我现在的情况，只要每个月画一张画也能卖好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我何必这样奔波，还浪费大量的时间？这种自我炒作有必要吗？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还有比赚钱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记者：那你为什么会想到组织1万人去唱国歌？
舒勇：其实这件作品是源于我近些年的一些思考，艺术家寻找个性很容易，寻找共性却很难，在中国艺术圈，有太多所谓个性、另类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却往往很无力，无法激发起公众的共鸣。能打动人心，激发公众共鸣的能量的公共艺术作品，在中国正面临缺失的危机。于是我会把公共艺术作为我探索的一个方向。其实每个人都有公共情结，爱国和亲情、友情、爱情一样，是一种隐藏于每个人内心的公共情绪，而唱国歌则是个人认同国家的最直接、最有力量的方式。
经费是卖画钱
记者：有没有考虑搞公共艺术的商业价值在什么地方呢？例如这次的万人红装唱国歌？
舒勇：我们的活动都是没有钱赚的，不仅如此，活动前期很大一部分工作的经费，都是我从卖画的收入中拿出来的。我现在搞一段时期的活动，就会回去画几张画，然后又开始搞公共活动，还好我的画有人欣赏，如果我的画画得不好，估计也没办法做这个事情。因为，没有经济条件帮不了别人，也做不了什么事。
终极目标：
把唱国歌变成中国人内心日常仪式
记者：你这个“穿红装唱国歌”系列活动，会持续地搞下去吗？
舒勇：我并不追求数量和规模，我的终极目标，是希望能把唱国歌变成中国人发自内心的一种日常仪式，只有那样我才会把这个作品画上一个句号，否则，我会把“穿红装唱国歌”活动变成我生命中一直延续的作品。
来源:www.artxun.com 我正计划把“穿红装唱国歌”活动搬到在深藏于深山老林中的只有一户人家的村落里去举办一次，虽然那户人家几乎与世隔绝，但是他们对国家的这种认同和共鸣，和我们生活在都市中的每个中国人都是一样的。
记者：把唱国歌变成中国人发自内心的一种日常仪式，这个终极目标你觉得遥远吗？
舒勇：我原来觉得很遥远，但是这个活动持续做下来，反而觉得近了，记得我两年前到一个地方旅行，顺便带了100件红袍，旅游到一个景点时，我拿着红袍劝说路人能花10分钟的时间，和我一起穿红装唱国歌，但是大部分人都觉得我像是神经病，只有围观和哄笑的，最后只有十几个人加入，但合唱的时候这些人声音像蚊子。很多人唱到一半的时候，突然记不起歌词了，包括我在内。这让我很吃惊。
但是到今天我已经觉得这个终极目标越来越近了，你看这次万人唱国歌，很多人早上5时就起床，穿着红袍步行40分钟到现场，那种场面像是流动的红旗。还有不少人特地从昆明、丽江等地方赶来。就是为了能认真地在1万人的红色海洋中唱一次国歌。在现场1万人一起唱国歌时那种神圣肃穆的共鸣，都让我特别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