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正的集邮家面前，我也自称“集邮”，实在是不自量力。不过，我最初只是因为喜欢、现在依然还是喜欢而已。我没有想、也不可能成为集邮家，我更没有将集邮作为保值、升值或视为固定资产的投资。我只是觉得那些或精美或粗糙的小小图片能给我带来乐趣。
1966年炎热的夏天，我家整个院落陷入空前的慌乱状态。大人们匆忙又神秘地销毁一切可能被归纳为“四旧”的物品——成衣、首饰、工艺品、照片以及那五彩缤纷的邮票。
在焚烧“四旧”物品的时候，大批照片、画册、书籍和信件被投入熊熊大火之中。我冒着烧伤的危险火中取栗，把即将被焚毁的信封抢出锅灶，迅速扯下邮票。大人们在忙乱中没忘记警告和阻止我，但我还是保存下来一大批战利品。
我不敢放在自己的抽屉里，因为即使父母没不由分说地将其销毁，也迟早会被红卫兵小将搜出成为新的罪证。
我用油布（那时尚未有塑料袋）把那些“四旧”的残渣余孽严密地包裹了两层，又置放在一个废弃的花盆中，在后院的厕所旁挖掘一个深坑，像地主埋变天帐一样将其深埋地下。
当一切“牛鬼蛇神”纷纷走出牛棚时，我那些潮湿的“金鱼”、“菊花”以及“梅兰芳”也重见光明与“全国山河一片 红”和“毛主席去安源”等革命的邮票从容地并列一起。
囿于经济原因，我无力去邮局购买新发行的、哪怕是盖销的邮票。只是发现谁来信就去央求别人将邮票施予我。
那时，邮票还不曾有增值、保值的功能，没有变成为赚钱、投资的渠道，所以我向他人索要时也很坦然。
1979年，评选建国三十周年以来的最佳邮票，当时举办投票活动，还没有功利色彩。我认真填写、庄重投票，事后主办单位居然寄给我一枚齐白石“祖国万岁”的小型张作为纪念。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为了满足广大集邮爱好者的需要”，邮政部门“加大了发行的力度”。一套邮票的发行由几百万骤增到几千万，甚至连一向身价高贵的小型张也由十万枚猛增到数千万枚。
空前繁荣的邮市，便突然冒出一大批集邮爱好者。不过集邮顿时也变了味，众人贪婪地打探哪几种邮票最赚钱，哪几种升值可能性最大。倒卖和抢购充斥着集邮市场，假票也不失时机地走向前台。
我不敢再让别人分享我集邮的乐趣，怕没被红卫兵捣毁的邮票如今被“朋友”窃为己有或偷梁换柱。因为猴年发行的生肖票，很快就在我津津乐道向其展示时，没长翅膀的“猴子”却不翼而飞了。
当大家都热衷于定购每年套票或激烈地讨价还价倒卖国内邮票时，我则开始搜集国外邮票，不知不觉积少成多，我拥有了五大洲150多个国家的邮票。
把一张填充地图逐渐用红色涂抹时，我突然生出一个念头：把所有国家和地区填满！
欧美、亚洲国家的基本拥有了，但那些非洲、加勒比和大洋洲的小国则很难寻觅。急中生智，我用英、法两种文字给那些遥远的、甚至没有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文化部长们写信，请求他们满足我“争取集满世界各国邮票”的愿望。
一个月后，那些国名陌生、绕口的大洋洲岛国首先给我回信并寄来部分邮票，非洲国家稍后也有反应，只是一心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那些加勒比小国不理睬我。但这没难倒我，我找朋友交换，总算补齐了空缺。
如今，我已有200 左右个国家和地区的邮票，琳琅满目的邮票在搜集和整理的过程中一直给我带来快乐，尽管它们没给我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
需要说明的是，搜集了这么多国家的邮票却与我今天的各州行走没有关系，其实，这些都早已是陈年往年，要说确有关系，那就是通过集邮愈加激发了周游世界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