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徽章的故事
徽章的功能不外乎奖掖、纪念和证明三大项，但徽章又反映特定的历史，有着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徽章的故事》一书的作者从自己收藏的三千多枚徽章中精心选择了数百枚，向人们讲述了自清末到新中国初期的一个个历史故事。
“航空救国”纪念章
“航空救国”纪念章与中国飞行第一人
将孙中山“航空救国”的号召首先付诸实施的，当数“中国飞行第一人”冯如。
冯如1883年生于广东，12岁时，因生活所迫随亲戚赴美国旧金山谋生。1903年，当得知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后，冯如决心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制造飞机。1906年，他在华侨中集资创办飞机制造公司。1909年，冯如新制造的一架飞机试飞只飞了几丈高就坠地，幸好自己没有受伤。他抱定“飞机不成，誓不返国”的决心，最终成功研制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并在1910年国际飞行比赛中获第一名。
1911年2月，冯如拒绝美国多方的重金聘任，带着助手及两架飞机回到中国，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任广东革命政府飞机队队长。1912年8月25日，为宣传孙中山“航空救国”主张，他亲自驾驶飞机在广州郊区燕塘操场上空做飞行表演。在盘旋一周准备返航时，由于转弯过急，飞机突然失速下坠，冯如随飞机坠落地面不幸遇难，年仅29岁。民国时期，各地颁发了大量以“航空救国”为主题的纪念章。
黄埔军校徽章
黄埔军校徽章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先生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于1924年5月创办的军事学校。该校初设于广州黄埔长洲岛的原海军学校，曾称“黄埔军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和“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1928年3月该校迁至南京，更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11月，该校迁至成都，并根据抗战需要在洛阳等地设9处分校。1946年初，学校最后定名为“陆军军官学校”。国民党从大陆败退时，陆军军官学校的最后一期学生——第二十三期随胡宗南去西昌一带固守，除少数投诚、被俘外，大部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至此黄埔军校完结。
两枚伪满洲国徽章与一个傀儡政权的出笼
伪满洲国徽章
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控制了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实权，推行划小省份、分而治之的策略。1934年10月1日，将热河省在内的原东北四省划为10个省，12月又将原兴安省划分为东、南、西、北四省，全境总计14个省。此外还设有新京、哈尔滨两个特别市和东省特别区。到1941年，增改为19省1市。同时，采取“内部统辖”手段，在伪皇帝身边设“御用挂”，指导和监视溥仪行动；任命日本人担任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控制伪国务院的一切活动；推行“次长制”，任用日本人担任各部副职，掌握实权。以上机构官员均受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控制。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8日，溥仪颁发《退位诏书》，伪满洲国结束。本文所附的两枚徽章，见证了伪满洲国的两次“建国”，它们分别是颁授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时“建国”有功人员和1934年参加伪满洲国“皇帝”登基大典有功人员的。
蒋介石西安蒙难纪念章
蒋介石西安蒙难纪念章
这枚造型别致的纪念章是“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于1937年3月颁发的。纪念的中心图案是临潼箭楼。它是西安事变的重要证物。
西南联大校徽
西南联大校徽
这枚简单质朴的证章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徽。该校徽使用了倒三角型这一民国校徽常用的造型，却将章面分成面积相等又紧密连在一起的三个部分，分别代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构思十分巧妙。开国大典纪念章
开国大典纪念章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隆重举行。本文所附的徽章定格了这一辉煌时刻。
一枚反映“五反”运动的纪念章
"五反"运动的纪念章
“五反”运动是指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这枚“五反”战斗纪念章反映的就是这段史实。
以毕加索作品为图案的赴朝慰问团纪念章
赴朝慰问团纪念章
抗美援朝期间，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共组织过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代表组成，分赴朝鲜各地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第三届慰问团赴朝慰问时，向每名志愿军战士颁赠了“和平万岁”纪念章。这种纪念章分大小两种，整个章面设计成一只展翅飞翔的和平鸽，而这只和平鸽的原作出自著名绘画大师毕加索之手。
20世纪50年代，毕加索为“世界和平运动”绘制和设计的徽章，被授予斯大林奖。他先后为世界和平大会画了三次和平鸽。第一幅是1949年4月为第一届拥护世界和平大会而作。第二幅作于1950年9月。第三幅就是“和平万岁”纪念章上的这只和平鸽，是为1952年12月12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专门创作的。
见证“除四害”活动的奖章
"除四害"活动奖章
“除四害”是1958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传播疾病、糟踏粮食的小动物中以老鼠、麻雀、苍蝇、蚊子为最，时称“四害”，它们的危害引起了当时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关注。1955年12月，毛泽东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一文中提出：“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苍蝇，蚊子。”
1958年是全国向四害和疾病大进军的第一年。各基层单位每星期、各大单位每月检查评比一次，年终大检查评比一次。在除四害的运动中，北京市的“剿雀战”惊心动魄：专门成立了以副市长王昆仑为总指挥的“首都围剿麻雀总指挥部”；开始剿捕前，先后派出摩托车30辆四处侦察，在830个投药区撒上毒饵，二百多个射击区埋伏了神枪手，并制定了轰、毒、打、掏的综合战术。最壮观的一幕是4月19日至21日突击三天歼灭麻雀的举动。19日凌晨5时，刘少奇亲临督导，在全市8700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300万群众一起动手，三天时间共捕灭麻雀401160只。
1960年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说：“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麻雀被列为国家保护动物，国民才在保护麻雀以防生物链缺损、维护生态平衡上形成共识。